“乱箐槎牙黑雾深，山行哪复辨晴阴。低低茅屋过溪暗，面面长松激浪侵。鸟道一痕残垒断，人烟几处夕阳沉。满林鹦鹉能言语，故作愁声滞客心”。这是一首安徽贵池人吴铭道在清朝时期途经镇南州（今南华县）鹦鹉关时所作的诗，它形象地记述了当时鹦鹉关的地理环境状况。鹦鹉关作为云南通往西部的咽喉要塞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在清咸丰年间，这里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战斗——鹦鹉关之战。
（一）鹦鹉关(英武关)之战的历史背景
清初，清政府在鹦鹉关设土巡检一员，带领弓兵13名防守。吴三桂叛乱平定之后，天下太平，鹦鹉关官役一度被裁撤。后来，根据形势需要，清政府又在鹦鹉关上重设哨、铺、塘等军事机构，服役人数三名至十几名不等。
清咸丰年间，太平天国运动爆发，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清政府的统治势力弱化。在云南，回族商人和汉族商人争夺矿权的斗争日趋激烈，为壮大声势，双方商人都煽动和带领本民族人员参加械斗仇杀，故意将经济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。这种有意制造和扩大民族矛盾的结果，就是双方都势大难制，根本听不进地方当局的调解，自以为是，就连云贵总督林则徐都调解无效。
这种民族矛盾发展的最终结果，就是满清政府倒向汉族一边，实施“汉强则助汉杀回”的政策，对回族人民实行大规模的屠杀。清咸丰六年（公元1856年）四月，云南巡抚舒兴阿和藩司青盛就诬蔑回民造反作乱，下达对回族“格杀无论”的命令，省城两万回民被杀。此外，他们还下令各府厅州县，对回族“横直扫灭八百里”，在云南掀起了大肆屠杀回族人民的恶潮。
满清政府的屠杀行径，激起回族人民的强烈反抗，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下，全省各地的回民纷纷起义，一场以回族人民为主体的反清大起义终于爆发。其中，杜文秀在蒙化（今巍山）起义，马国才、蔡发春在姚安起义，马三新在昆明起义，马敏功、马如龙、马德新在临安（今建水）起义，杨振鹏在海口起义，徐元吉在澄江起义，田庆余在河西起义，马联升在沾益起义，马荣在寻甸起义。他们在起义地周围攻城夺地，声势浩大。如杜文秀在蒙化起义后攻占了大理，将清政府设在大理的云南省最高军事机关——云南提督府的势力逐出大理地区。
在反清斗争中，全省起义的回民逐渐汇合成三支：一支以杜文秀为首，活动在滇西；一支以马德新、马如龙为首，活动在滇南；一支以马荣为首，活动在滇东。
清咸丰六年（公元1856年）九月二十五日，各地回族起义军推拜杜文秀为“总统兵马大元帅”，宣布“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，革命满清”。并提出“联回汉一体，竖立义旗，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剪除贪污，出民水火”的政治纲领，建立起大理政权。
此后，云南省形成2个大的相互对立的政治集团：个是满清政府的云南地方政权，另个是以回族起义军首领杜文秀为首的大理政权。为了掌控云南，他们相互征战，回族起义军4次围攻昆明，清军五次西征大理。楚雄、镇南（南华）一线成为双方进行拉锯战的中心，先后数次改旗易帜。
双方相互征战的结果，是清军将领杨玉科率领清军于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十一月二十六日攻占大理城，杜文秀及家人被迫服毒自杀。早已通敌叛变的大司衡杨荣乘杜文秀服毒未死之际，将杜文秀“献解”清营。杜文秀被杨玉科杀害。同年12月九日，云南巡抚岑毓英与杨玉科密谋，以诱骗的手法将已投降的杨荣等13名高级官员全部处决。接着在大理屠城两天三夜，回民被杀达十万余众。为显示战功，云南巡抚岑毓英还下令将清兵计功割下的人耳24担挑至昆明展览。
此后两年，清军又对杜文秀起义军的余部进行清剿，至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五月，清军攻克了起义军最后个据点腾冲云峰山，大司空李国纶被俘遇害，坚持了18年之久的杜文秀起义在清军的残酷围剿下覆灭。
与此同时，清军在全省范围内残酷地搜捕杀害回族同胞，各地的回族同胞几乎被斩尽杀绝。如五顶山的1个回族，在清军搜捕时躲藏在彝族家中，这家彝族主人为保住这位回族同胞的命，就急忙给他换上了1套彝族服装，并将1支大长烟锅插在那位回族同胞的衣领之上。搜捕清兵知道回族不抽烟，误以为衣领上插着烟杆的那位回族同胞是彝族人，未予杀害，从而逃过一劫，为回族同胞保留下一线血脉，现如今五顶山部分回族就是那位幸存者的后裔。后来，那位回族同胞为报答这位彝族主人的救命之恩，就与这位彝族主人结为异姓兄弟。如今五顶山乡的彝族、回族之间互称兄弟，即源于此。
（二）鹦鹉关(英武关)战事经过
在回族起义军与清朝军队的数次较量中，有一次重要的战斗就发生在镇南州鹦鹉关。
这次战事发生在清咸丰六年（公元1856年）。起因是临安（今建水）汉族商人企图夺取楚雄回族商人开采的南安州（今双柏）石羊银矿，双方商人都煽动本民族群众参加械斗。其中，姚州（今姚安）回族发动数百人前往助战，在途经楚雄时，因控制不住局面，发生“大肆杀掠”行为。为维护治安，清政府调兵缉捕姚安回族。姚安回族为对付清军搜捕，只好在马国才、蔡发春的领导下举行起义，并与临安（今建水）回族起义军联系，请他们率队前往姚安助战。
清咸丰六年（公元1856年）四月，临安（今建水）回族马飞龙率起义军千余人向姚州（今姚安）进发。为了在滇中站稳脚跟，姚安起义军和临安起义军商定：先取镇南州（今南华），再图姚州（今姚安）。他们计划攻取镇南州城的时间是四月二十九日。
遗憾的是，回族起义军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差，攻取镇南这件事被清政府的耳目李开科侦知，并于二十八日报告了镇南知州潘仲辑。起初，潘仲辑还不相信，斥责李开科胡说八道。李开科坚定地说：“明日午刻贼若不至，请置吾于法”。知州潘仲辑半信半疑，但凭着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”的古训，急忙派出使者飞报楚雄。
事有凑巧，清朝云南省的最高军事长官——云南提督文祥（原驻大理）就带兵驻扎在楚雄，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出六百清兵星夜前往镇南防守。
清咸丰六年（公元1856年）四月二十九日清晨，回族起义军果然前来进攻镇南州城的西大门。然而，镇南州城早已做好防守准备，回族起义军进攻十余次都无法攻破城门。不久，清政府的第二批援军又从楚雄到达镇南。由于兵力增加，清兵由防守转入进攻，派出60余人从北门出发，经石峡园抄到回族起义军的侧后，城西的清军开门出击。在两股清军的夹击之下，回族起义军大败，退至城西的灵官桥驻扎。
此后，回族起义军见无法攻下镇南州城，就在镇南至祥云一线的驿道上截杀驻守关、塘、铺、哨的清兵，水盘铺、镇南关、沙桥铺、双树铺、苴力铺、鹦鹉关、天神堂铺、普棚铺等地的关塘铺哨的清兵被击杀殆尽，所杀清军数以百计。
清咸丰六年（公元1856年）五月初，驻守永昌（今保山）的最高军事长官福兆奉云南提督文祥之命，率领永昌清军到楚雄协助防守，刚进入镇南州境就获悉回族起义军在城西驿道一线活动，于是不敢冒然进兵，命令所率清军在鹦鹉关安营扎寨，待查明情况后再作打算。
次日，福兆命令前锋首领率领两百多名清兵攻击前进，当晚在沙桥色盆山宿营。回族起义军以逸待劳，乘夜袭击，200多名清兵濠棚未备，就遭回族起义军攻击，无一生还。
接着，回族起义军乘胜前进，将福兆的鹦鹉关大营围得水泄不通，围困时间长达七天七夜。清军营中粮食吃光，柴火用尽，只好杀马充饥。
清咸丰六年（公元1856年）五月十三日，福兆在内无粮草、外无援兵的情况下，决定孤注一掷，命令把总张玉柱、队目周岐山率领100多名敢死队带头突围。回族起义军本想营中清兵快要饿死，精神上开始松懈，不料清军困兽犹斗，100多名敢死队突然杀出，回族起义军措手不及，被清军杀死了几十人。
说来也巧，就在清军敢死队出营冲杀时，鹦鹉关上突然狂风大作，尘土飞扬，回族起义军一时被吓懵溃散，清朝军队倾巢出动，乱冲乱杀，将回族起义军杀得大败亏输，鹦鹉关下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
战后，清朝军队又乱哄哄地忙于打扫战场，残忍地将战死和生俘的回族起义军的左耳割下，以此去记功请赏。
鹦鹉关之战给后人留下的最大教训就是要搞好民族团结，要切实解决好民族问题。云南是个多民族的省份，各民族由历史上的众多部落演变而来，各民族间的隔阂和斗争由来已久，并且根深蒂固，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挑拨离间和恶意煽动，极易引发群体事件，甚至是爆发民族性的矛盾和斗争，结果往往是闹事不成，徒增白骨。解放初期，中共中央对云南的复杂局势作了充分估计，指示云南省委的工作方针是“团结第一，工作第二”。大力倡导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团结，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进步，各民族间互称兄弟民族。时至今日，云南全省民族团结，经济发展，社会进步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。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大好局面，努力防止祸起萧墙，共同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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